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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仁者留其名
伍木
两枚疔与一帖冷冷的草药膏
年轻时，我曾先后患上眼角疔和鼻头疔。“疔”者，中医学的一种恶性小疮，也就是皮肤或粘膜上发生溃烂的疾病。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只有西医的概念，自然而然地便摸上西医诊所，自行让西医就诊。不幸的是，西医配给的药膏未见成效，尤其是眼角疔，涂上西药膏后没见起色，情况最糟时连睁开眼睛都会牵扯眼周肌肉以至疼痛无比。在我屡搽不愈的情况下，父亲感觉不妙，赶紧带我前往厕身于陋巷之中的中医诊所求诊。在当时陈设简陋的诊所内，中医师望、闻、问、切之后，弄了一帖研磨得黑乎乎、湿漉漉、呈浓糊状的草药膏，把它给铺盖于我的疔肿之上，立刻有一种冷冷的感觉，凉彻所铺部位。过后就轮到我自己铺贴上去了，如是每日两三回，一两日之后，那又红肿又疼痛的疔就乖乖地化为脓液破肤而出，残留在隔日干涸的药膏上，让我重拾“无疔的日子”。自那时开始，我便对中医药留下良好的印象。
悬壶济世是医者本职，但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却有五位医者不甘仅仅停留在施诊的层面上。他们横跨医学与文学版图，一面在医学界妙手回春，理性地造福人类，以科学的方式解救病黎于苦难之中；一面紧握一管秃笔，感性地观察人生，在人生的横轴上进行极致演绎，与读者们心灵互动。他们的存在，让我不解于鲁迅的弃医从文。如果当年鲁迅能够自日本学成回归中国后，一只手握着拯救生命的手术之刀，另一只手握着解放民族灵魂的文学之笔，岂不更美哉？在我简单的认知里，文学和医学都是人类弥足珍贵的美学经验，它们都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异曲同工地在心理与生理健康上扮演重要角色。鲁迅的弃医从文或有他的历史考量，我想，在我这些朋友看似平凡的人生轨迹后面，也会有着某种相似的信念，使到他们能够平衡于医学与文学的天平上，坚持与跋涉数十年如一日。
为深切的文化之伤施针
第一位是与我相识最久的贺兰宁。贺兰宁原名陈鸿能，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马六甲州，是新加坡前卫诗人之一，积极参与了现代华文诗学的奠基工程；1969年出版的《新加坡15诗人新诗集》，他便是其中一员大将。犹记得1988年当希尼尔和我一起加入五月诗社之际，贺兰宁喜见诗社传承有人，以激动兴奋的口吻向我们这些后辈表示热烈的欢迎，那些鼓励性的豪迈话语至今仍在耳际回荡着。由于他曾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主编过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文学半年刊》，多少个深夜里，他拿着一大堆文稿到我当时宏茂桥的住家给我校对，所以我每次见到他总喜欢戏称“贺老总”，而他也乐得接受这个称谓。
至情至性的贺兰宁是北京中医研究院医学博士，也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医医学博士。他目前在南京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行医江湖。若干个下午，当我致电给他时，他总是在给病人看诊而无暇接听。豪情万丈、老当益壮的贺兰宁虽长得不魁梧，但说话时中气十足，嗓门洪亮。他曾自豪地对我说，他将在60岁时成为医学与文学双博士，听得向来崇拜渊博学识的我既羡慕又钦佩。我之所以会在求知的陡峭山路上继续匍匐前行，部分因素是受到他的影响。
身为一个心怀文化良知的作家和医者，贺兰宁很早便在诗歌中融入了浓浓的文化情愫和适度的医学元素。中国学者周可在汕头大学陈贤茂教授主编的《海外华文文学史》一书中，对贺兰宁的《城上怀古》等诗如此评说：“诗人借助于对古代遥远往事的追索，表达的却是一种海外华族后裔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故土依恋和情感深处根深蒂固的文化情结，而其‘寻根’的姿态中更是蕴含了对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回归与超越的现实情怀。”贺兰宁饮誉诗坛的医学诗《足三里》和《针》独树一帜，除了暗示扶正祛邪的生命健康之道，飘逸着一股浓郁的医学芬香之外，还体现出一种脊梁挺直的中华文化精神。“一针在手/就要让酸麻的感觉似水/从肝经流注胆经/从远古流注现代”。他在为芸芸众生把脉之余，也为深切的文化之伤施针，一路唱着感人肺腑的灵魂之歌。
贺兰宁不只医学和文学涉猎甚深，对佛学的研究也颇为投入。他曾书写一篇题为《佛学与新加坡现代诗歌》的论文，从佛学的角度切入，分析我国僧人释广品、释宽严、在家居士南子、陈瑞献、周粲、流川等人弥漫佛学氛围的诗歌。稳健持踱于新加坡文坛数十年的他，当能在医学与佛学交融的基础上，继续为我们呈现感性与理性交织、更有韵味与更为馥郁的文学篇章。
泅泳于诗海与医海之间而不倦
史英是我结交的另一位在医文两界成绩不俗的中医师。那是2003年秋高气爽的金秋之际，我们相识于浙江省金华市的第九届国际诗人笔会。在人文气息浓厚的金华市，在中国国内外百余诗人参与其盛的笔会上，史英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和蔼可亲。他油光的脸颊上时刻焕散着亲切慈颜，让人如沐春风；无论是在朗诵会上激昂而歌，抑或是在艾青文化公园挥锄植树，他都如斯恳切与专注，犹似一位做事认真的邻家爷爷，身体力行地为后辈树立学习榜样。
史英1940年出生于新加坡，涉足诗坛甚早。原名陈磐绪的他早期是《新明日报》编辑，中年转行当中医师，钻研深奥医理，自创医药中心疗治病黎苍生。史英曾三度连任新华中医药协会会长，亦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海内外中医药学术发展研究中心理事。他写诗，也写诗史，著有《新华诗歌简史》和《马华诗歌简史》，并不时受邀前往中国大专学府讲诗授艺，可说是泅泳于诗海与医海之间而不倦。
中国学者赵顺宏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中说：“我们不知道史英那作为诗人的灵性、悟性对他钻研中医是否有所助益；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也许需要这种灵性、悟性；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医道’却是在相当程度上渗透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了。这不仅表现在他经常撷取一些‘药材’入诗，更体现在诗人经常从一些医理、药理中悟出他的人生哲学。”赵顺宏所言极是，《药踪》、《妙药回春》和《半生行医的乐与忧》等均是史英以药入诗的记录，特别是《半生行医的乐与忧》：“那是神农起步开拓出来的/沃土上/有奇葩展姿/是彩蝶/我心苦恋花儿不离去”，娓娓而歌，倾注了在诗人医途上似苦还甜的深刻感悟。
对史英留下深刻印象，始于他对已被人淡忘了的五月诗社的捐赠。五月诗社创立于1978年，它的创社在当时标志着一个新的诗歌流派的诞生；史英并非诗社社员，但他数次对此阮囊羞涩的诗社的慷慨解囊，让我这个诗社财政汗颜不已。虽然他所捐非巨资，却足以令诗社苟延残喘，在短时间内延续着推动诗学的使命。他的这股仗义疏财的文学仁心，将使我永铭在心。喜闻他获得提名角逐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六位马来西亚朋友赠与贴切贺词：“夕阳添彩入夜前，笔锋露芒临老时”，我也在此致以至诚祝贺；无论评选结果如何，能获提名竞逐这个奖项，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了。
仁爱与品德贯穿着童稚与年少岁月
2005年8月，我与李金龙教授初识于新加坡文艺协会宴请复旦大学蒋凡教授伉俪的晚宴上，席间宾主交谈甚欢。随和可亲、有长者风范的李教授享誉国际医学界多年，他是中国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历任新加坡中医学院教授，广西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及广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为培育接班人不遗余力。他擅长中医针灸、男科及眼科，医学著作等身，更是东南亚的中医医史专家。
但令我对这位1936年出生于新加坡的医者深感折服的，还是那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原来李教授拜师于比自己年轻几岁的蒋凡教授门下，目前正在撰写中国古典文学的博士论文。据说，为了协助推动新加坡的古典文学学习风气，他义不容辞地赞助了蒋凡教授来新的全程费用——包括在新加坡海南会馆讲演主题为“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和融合——中国古典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促进”的文学讲座。
我办公的地方靠近李教授的诊所，多少个早晨的上班途中，当我穿过芽笼23巷时，总会在李教授的诊所楼下看到病人们在排队候诊。他是新加坡第一位积极推广针灸治眼疾的中医师，医术之精湛自不在话下，但他最为人称道者，恐怕还是他的医者父母心。我曾听闻他对长途跋涉上门求诊的贫老病人，有着多次拒收诊金药费的纪录；此举不只赢得病人好评如涌，在同行中也备受赞誉。
在文学领域中，李教授亦收获甚丰。笔名“李松”的他，著有寓言集《李松寓言》、漫画寓言《孔雀赛美》和《老虎学爬树》等。他两本回忆录似的散文集《日治时期的童年生活》和《英治时期的少年生活》，还是新加坡教育部指定的小学国民教育课外读物，销量远在本地一般中文书籍之上。他在《英治时期的少年生活》前言中的一段自白，让我进一步了解其医德之源：“在少年时期，我立志要学我的父亲，做个正直的人；要学我的母亲，怀有仁爱的心；要学我的凤山学校的丁维伟老师，做个有学问的人；要学我的俊源学校的林肯甫老师，做个生活严谨的人；要学我的光洋夜校的吴世仁老师，做个有良好品德的人。”仁爱与品德贯穿着李教授的童稚与年少岁月，秉持暖暖庭训与浩浩师诲的他，终于实现医德与文德兼备的至高理想。
后现代文学空间主客错位的内心独白
1993年5月，在新加坡报业控股主办的第六届金狮奖创作比赛颁奖典礼上，我意外地邂逅同是毕业于白云岗——南洋初级学院的校友黄明恭医生。那是我俩的初会，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的见面，但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年轻有为的他是以“廷江”为笔名参加诗歌组和散文组比赛，并同时得到两组评审委员青睐，一起荣获佳作奖，战绩彪炳。当年的海外评委夏婕对他的散文得奖作品《浮光掠影》如是评说：“构思特别，文字寓意深远。有潜台词。愤世嫉俗。可惜笔调低沉愤怒呈浓灰色，看不见人生的希望和美妙。”另一位海外评委张洁则说：“别开生面，有独特的审视角度。”我想，这两位评委在审阅这组散文而后下笔写评时，应该不会知道这些撼人心弦的灰沉呓语，是来自一名年轻心理医生的成熟手笔吧？
当时和我在世贸中心合影留念的黄明恭，目前已是新加坡中央医院行为部门心理专科高级顾问医生，也是新加坡睡眠协会副主席。重温60篇短文组成的《浮光掠影》，我一面唏嘘于时光的流逝，一面沉湎于医者文士的翩翩文采。试读这组散文中的其中一篇短文《阉割》：“这个星期二又要接受年轻医师的审问。他的问题越来越离谱。譬如我只是很谨慎地走过去，他却指责我鬼鬼祟祟，像裹着尘埃与暮色。精神阉割，难受。我无从答辩，被阉割的无声无息，夜里往往涕泣汗流而醒。”会不会就是这位心理医生在后现代文学空间主客错位的内心独白？
这些年来，我不时在电视和报章上看到黄明恭接受媒体访谈；他以自身的行医临床经验，多次向国人传输宝贵的研究所得，在医学大地上为迷途者指点迷津，仁术可鉴，仁心可昭。别后多年，不知他在杏林得意之际，是否仍然埋首书案，驰骋在广袤无边的文林中？
昭昭仁心与熠熠文采有目共睹
2006年5月，我收到母校南初刚卸任不久的冯焕好院长的赠书——她和夫君何乃强医生合著的散文集《杏缘》。我与何医生至今仍缘悭一面，但对其人时有所闻，对其文时有拜读。历任圣约翰救伤队总监的他是新加坡知名的儿科专家，曾受美国国务院委任为公民大使，赴华为防范小儿畸形的医疗工作当顾问，并曾担任新加坡国际基金会访问缅甸的儿科顾问团团长，为当地新生儿的医疗工作当义工。他以“幼吾”的笔名在《联合早报·四方八面》撰写专栏文章经年，《杏缘》梳理了他的38篇白袍散文，让读者饱览其理性认识和感性思维熔铸一炉的人生哲学。
冯院长在黄城——华中初级学院任教时的高足方桂香在此书序文《长久的山不如瞬开的玫瑰——从<杏缘>看何乃健与冯焕好的儒学实践力量》中，推崇他俩为“儒家思想的实践者”；《联合早报》资深记者潘星华则在另一篇序文中，赞誉“两人都是勇者，都有赤诚之心”。我想这样的推崇和赞誉一点都不夸大。不知缘何，在阅读何医生的杏林文章时，我不禁会联想到先秦哲人的言辞，例如《与生命续约》一文，虽然题旨浅显，却深刻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其实，生命是那么无常。无论我们的生命是终身合约，还是定期合约，它也会有被突然终止的可能。我们根本无从知道何时发生？怎么发生？……人活着，应该时时怀着生机，处处怀着生机，热爱生命，把握有生之年所赐予的时光，发挥生命的价值。”人生充斥着挫折与沮丧，仁者之言，值得处于逆境中的人们三思。
何医生的医德也展现在他的《缘起》一文：“当儿子决定要继承父业时，我们都曾告诫过：‘要懂得尊重生命，要对人类有情爱有关怀，有怜悯同情之心，才去从事与人有关的工作。万万不可为了社会地位，为名利而去选择这行业。’”说来凑巧，我虽没见过何医生，却认识他在马来西亚的堂弟何乃健。何乃强是本区域著名的儿科医生，昭昭仁心与熠熠文采有目共睹；何乃健则是国际知名的农业专家，在环保文学的书写版图中屡有建树，诗文创作在马华文坛上口碑俱佳。一个人类医生辉映着一个稻田医生，何家的仁人文士何其出类拔萃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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